产业链供应链是当前全球经济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受疫情和国际局势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出现了新调整，国际社会如何加强协调，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
从三月末到四月初，无论是在外企高管密集来华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上，还是近期国内上市企业云集的中国产业链创新发展峰会上，都在重点探讨中国从内到外的产业链调整方向。全球供应链越来越显现出了成本效率与可靠性韧性并举、加强本土化链路布局、数字化与低碳转型协同加速的新趋势。
理性看待“产业外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而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在纺织、家电、新能源设备等产业，中国拥有全球较高比例的产能以及配套供应链网络。但近几年，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和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引发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
安永咨询在2022年的调查显示，全球高达95%的企业曾在过去24个月中经受过不同程度的供应链中断。53%的企业在过去的24个月内曾有过生产与采购供应国的调整。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供应策略从离岸外包转变为近岸或回岸，从而缩短生产到市场的运输距离，降低洲际物流的中断风险；另一方面，将单一国家采购分散至多供应国采购，如“中国+1”策略，即在中国以外另寻其他供应源作为备份供应链以分散风险。
这些海外企业的产业链转移也引发了市场上的不少担心，担心会动摇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低成本是支撑我国制造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但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弱化。与此同时，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成本优势逐渐显现，加之其采取一系列产业扶助政策，在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对我国构成较大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其仔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从长远来说，这不是坏事，可能还是好事。”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虽然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或者其他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去，但其中转移的产品大多数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来料加工类产品，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未见得是坏事，而且“产地销、销地产”也会带动中国产品到东南亚，推动中国和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一体化。
有关部门也在加快推动区域间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整与布局。近日，商务部联合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16部门印发了《关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稳步有序研究推动新设和扩区调区”被放在了首位。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在7个沿边省区设立17家边合区、2家跨合区，后续还将在相关区域内延伸完善沿边特色产业链供应链，加大对承接产业转移的支持力度，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推进高质量实施RCEP，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大伟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也指出，目前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外迁实际上是受到了生产要素成本的推动，并不意味着与中国市场的“脱钩断链”，仍然布局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而目前产业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借助双边地区的资源、政策和人口优势，实现国家间发展战略的协调，积极开拓产业协作新模式。在RCEP生效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红利下，中国的广西、云南等重点接壤地区也将因此受益，带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活跃。
加强本地化链路布局与协作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室主任魏琪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当前一些产业链外迁实际上也是中国内部产业链供应链主动升级的表征。随着中国数字经济建设以及“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很多“两高”项目和低端制造业产能都在收缩，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也在向南亚、东南亚进行对外投资布局而非彻底外迁，其核心业务与生产环节仍在国内。在地缘政治冲突不断、逆全球化趋势已现的背景下，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产业链的本土化建设对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权重也会更大。
深圳市工信局副局长陈华生对此就深有体会。2022年，深圳市全口径工业增加值达到1.14万亿元，跃居全国城市第一。陈华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深圳的主要产业链供应链在去年疫情冲击下仍保持较强韧性，使得全年得以稳定生产。
“原来强调全球化合作，现在新背景下更多地强调国内各城市和各区域之间的合作，大家形成合力来打造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而单独一个城市甚至单独的省份都很难把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包罗进来，未来也更需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思维下，更加注重国家部委层面的引领以及区域之间的协作。”陈华生说。
与此同时，当前跨国企业的在华策略也已经开始转向服务中国市场。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此前的调查，2021年，53%的受访企业在华策略是为中国市场生产或采购，另有 12%的企业是出口产品，仅有 18%的受访企业的主要在华策略是为海外市场提供产品，即“将中国视为世界工厂”。
从最近的外商投资鼓励政策上，也能看到当前中国对于产业链创新升级的重视。商务部、科技部在今年1月份印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再一次明确“外资研发中心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加大对外商投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开展科技研发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不少外资企业正在酝酿或者已经启动了在华扩大投资的计划，而增设研发中心、加码研发投入，无疑是深耕中国市场最直观也最有力的证明。
今年3月初，全球水技术公司赛莱默升级完成的中国研发中心正式投入运营。赛莱默中国及北亚区总裁吕淑萍在当天仪式上提出，升级后的研发中心将作为重要的创新引擎，引领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增长，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乃至新兴市场。
施耐德电气的在华第五大研发中心也在3月底落地无锡。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工业自动化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胡晓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该研发中心将承担着“本土需求、本土创新、本地研发、全球赋能”的全新角色。只有把研发中心的“根”落在中国，才能真正融入本土的供应链，最快速地响应客户的需求，与生态供应商体系联合创新、联合开发。由于施耐德电气提供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全球销售的过程中，将会带动大量中国的供应商“走出去”，共同参与全球化项目的落地。
迈过质量与创新的中高端“门槛”
2022年中国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首次跨越40万亿元人民币，不过与我国目前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相比，中国制造业在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都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所必须迈过的“门槛”。
《2021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发布的“质量指数”分项也显示，中国贡献率仅为0.55%，与处于第二梯队的日本、德国(2.35%)差距较大。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徐念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从全球产业价值链构成来看，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美国仍处于全球创新链最高端，通过产业外包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至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欧盟、日本处于全球创新链中高端，通过“生产+创新”占据了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位于第三梯队，创新体系不完善、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能过剩等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那么，如何在高附加值产业链上发力？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是应对产业链转型的大势所趋。
张其仔指出，新一轮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也使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是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四大趋势的突破式技术创新下推动的。我国应更多地依赖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推动，并依托新技术赋能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形成新的价值创造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研发经费报告》指出，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达30870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10.4%，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中国企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工业基础指数》也通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装备、新材料等十大重点工业领域产业链情况进行评价研究显示，2021年十大领域工业基础指数为31.68，较2020年上涨3.66，工业基础能力提升幅度为近年之最。
“近年来工业基础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关村中慧先进制造产业联盟专家委主任陈玉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随着我国对产业链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国内相关行业已取得一定突破和成就。以新能源产业为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262个重点环节，国内厂商可供给的环节比例已达85.88%，其中，关键环节自主供给率已达52%。
魏琪嘉提醒，目前攻关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涉及技术路线、工艺流程等方方面面，复杂程度高。要针对技术路线的不同特点，在技术研发前期侧重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强化共性技术研发。同时，要对不同技术、不同场景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做好优先排序，避免力量分散造成资源浪费。应保持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比例的合理性，高、中、一般制造业要均衡发展，避免只顾追求发展高精尖产业，而忽略一般制造业的升级。
